开了机，但一连几天都没有陶知南的戏份。

她剧本里有动作戏，提前在练习室跟着武指练习，练了半天，全身肌肉跟被碾了一遍似的，接到警察的电话时，汗水顺滑地从衣衫滴落。

警察来电内容大致是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人也抓到了。

具体经过跟监控里的差不多，有人在酒里下药，没有内幕，具体过程没说，只叫她过去一趟。

下毒啊，她当时心里在想，那不就是公诉案件吗？

陶知南不明白为什幺要自己过去，若是她强硬点不到场也是可以的，但她不擅长拒绝，更不用说是警察的话了。

最后还是请了个假，打车去派出所了，去到那一看，对面只来了一个律师，本人压根没有出场。

那个律师陶知南那晚见过，是邓边庚。

他见到她，起身打招呼：“我是段总的律师，邓边庚，我们聊聊。”

聊就聊吧，陶知南正想知道他们的葫芦里买什幺药。

两人到了和解室，警察让他们自己谈。

谈的内容居然是和解，撤诉。

理由是，下药的女人是精神病人，有相关的诊断证明。

陶知南觉得很离谱，离谱中往往透露着不对劲，她当场就提出疑问了：“这是公诉案件，就算是精神病人，那也要走进程吧。你们迫不及待跟我谈和解，撤案，这对吗，而且你们不是受害人吗？不应该和我站同一个立场吗？还是说这其中有什幺猫腻？”

邓边庚见她语气激动，试图让她冷静些：“陶小姐——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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